遗产继承案代理词范本

  发布时间:2015-09-10 16:08:49 点击数: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李云峰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与王菲、李云艳(被上诉人)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二审的诉讼代理人。代理人现就本案的相关事实和适用法律提出以下代理意见望法庭采纳。

一、  关于公证档案的质证意见

八八年的公证档案存在重大的事实错误和逻辑错误,现分述如下:

其一,在对舒某的接谈笔录中,对申请公证人姓名一栏有明显改动,舒某的名字是勾掉王菲后改上去的,但其他的事项如年龄、住址等仍然还是王菲的身份信息,明显与事实不符。

其二,在对舒某的接谈笔录中,舒某竞然同意在笔录上盖章,不符合舒某做事原则和做事方式。舒某不认字,从来都是按手印来确认书面文书,故可认定笔录是伪造的。况且,在笔录中舒某虽然同意盖章但却没有体现在笔录中,这是为什么?而王菲的接谈笔录中却有谈话方王菲的签字。

其三,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舒某的户口本一直在李云峰手中,不可能让别人拿到公证处去,这也证明了公证处在和王菲一块做假。

其四,档案中的土地使用权证系一九五一年颁发,在当时已失效。因为房屋合法产权人已申请了合法的《建房证》。

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公证,矛盾重重,根据《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故此法庭应当推翻其效力。

二、舒某没有申请强制执行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房屋产权,其在未变更登记前没有处分权

司法审判中法律适用的规则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才能适用一般法理。本案中,八七年判决的那一间房屋,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必须适用一年的强制执行期限,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例外的情形,对方所提出的有关物权法的理论并没有现行法律条文予以支持,且与现行的法律有矛盾,不能作为适用根据。

权利人舒某在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没有申请强制执行,依据有关法律和司法实践,舒某即使在法定期间届满后再依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实现自己对诉争财产的权益,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因为其已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国家强制力实现其合法权益的权利。此时其权利的实现只能依赖我当事人李云峰主动履行。本案中我当事人自全家出资建造房屋以来,一直占有、使用、管理该房产,并未同意放弃任一间房产所有权,不存在主动履行该判决,故而不但有重大瑕疵的受赠人王菲得不到该房产,即使舒某在世也再无法实现其权益。当然这可能会有悖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但实体正义永远都要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存在,实体正义必然要服从程序正义。 

本诉一审判决书言及“…法院判决书(87年)生效后,舒某即成为该部分财产唯一所有权人…”,本代理人不能认同。照此推论,那么凡是生效判决以给付“物”为内容的诉争标的,胜诉者均可以在判决后的法定执行期后任何时间要求对方给付,法院还一定要予以支持、保障,但为什么司法实践中却不是这样?《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还有什么意义呢?本代理人认为,虽为有效判决所确认,但此“物权”是待实现的物权,必须经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必须进行不动产的变更登记,才能予以实现。本案中舒某并未依法律程序实现其物权,所以其依判决所拥有的物权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物权,故而此种未实现的物权在未实现之前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推出权利人能顺理成章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本诉一审在适用法律和法理上有重大错误。

三、公证的赠与书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公证的赠与书存在以下三个方面违反现行法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没有证明效力,证明不了其主张的事实。理由有三:

其一,它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能转让、出租给城市居民,但继承可以,因为继承是消极的、合法的法律事件,而出让、转让、出租都是积极的非法的法律行为,土地管理法也只禁止这些积极的违法者,当然不能禁止因死亡而产生的继承。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再根据“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原则,便可推出任何转让、赠与等积极行为作出的转移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舒某的所谓赠与便是这一行为,故而也是违法的。

其二,舒某的所谓赠与违反了物权转移未经公示不得处分的一般法理。根据物权法的原理,物权的转移必须进行公示程序,即不动产必须办理变更登记,动产必须转移占有。本案中无论是宅基地还是宅基地上的房屋都属不动产,在八七年判决后,舒某必须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否则其不得处分其财产(根据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六百七十条)。此处因无法律明文规定,所以应适用一般法理确认舒某的处分行为无效。对方代理人主张,一直到现在北京地区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根本没有产权登记,所以变更登记更是无从谈起,我方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理论,没有房屋的产权登记,但还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建房证上的登记,不能因为缺少房屋产权登记就连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都可以省了。另外根据现行北京地区农民之间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都只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推论,集体土地使用证也代表了其上房产的所有权,也是房地一体之体现。

其三,根据《赠与公证细则》第七条,“办理不动产赠与公证的,经公证后,应及时到有关部门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否则赠与行为无效。”舒某在作出“赠与”行为后至身故长达十八年从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故而其赠与行为无效。

四、  谈两份赠与书

在谈此问题时我们不妨先作三个假设:

a)    假设舒某在作出赠与时对诉争房屋有所有权

b)   假设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给城市居民

c)   假设公证毫无瑕疵

在以上三个假设下我们来看赠与书的内容。先来看看最后一份赠与书(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书。此份赠与书言明:舒某赠与王菲房产的前提是“要求王菲今后要和我(舒某)共同生活,并对我尽赡养义务”。而其中赡养义务是指在舒某有生之年(或许几年、或许十几年)王菲都要负责其衣食住行(包括医治其疾病),此义务与其可能得到的财产价值是相当的,也就是说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没有孰轻孰重之分,也就是说此份所谓的“赠与书”其实就其内容而论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与附义务的遗赠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双方权利义务对称和相当,后者则要求赠与的利益显著大于所附的条件或是附加无经济内容的条件,要真正能体现赠与)双方应该在公平合理、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基础上共同签署该协议,而事实是该遗赠抚养协议上只有舒某一人盖章,王菲没有表示接受,更未在此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双方并未对协议内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该协议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成立,更谈不上生效。北京市公证处对一份没有成立的协议进行公证,能证明什么呢?一份没有成立的协议只能视为其不存在,那么王菲拿这份并不存在的协议还能主张什么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公证的所谓赠与书系附义务的遗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继承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五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另外,即使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成立了,从本案所有证据上看,王菲在协议成立后也从来未对舒某进行赡养,也没有与其共同生活,所以王菲根本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她也没有权利受领遗赠物。

综上,即使舒某在作出赠与时对诉争房屋有所有权,即使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转移给城市居民,即使公证毫无瑕疵,王菲也不能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

五、  关于王菲是否赡养舒某,是否与其共同生活

根据已有证据在舒某作出“赠与”以后,王菲始终在北京工作,而舒某却一直生活在山东(与王菲之母李云艳在一起),二人不可能在一起共同生活,这一点被上诉人也不否认,一审法院也认可;而王菲主张对舒某尽了赡养义务,却只提供了一个墓地费用收据,没有其它任何证据。本代理人认为只为死者买一块墓地不能证明其尽了赡养义务,赡养的主要内涵是对被赡养者在其生前负责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并包括治疗其自身的疾病。而王菲提供的证据中没有其它证据足以证明其尽了赡养义务。王菲之母李云艳对舒某的赡养不能代表王菲,因为李云艳系舒某之女,其对其母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李云艳赡养舒某只是在尽其法定义务。

六、  关于一审法院判决李军承担房租的法律意见

本代理人认为本案系析产继承之诉,而要求李军支付房租系侵权之诉,两者案由不同,不能一并审理,鱼目混珠。故此请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王菲、李云艳要求我当事人给付诉争标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希望二审法庭在慎重考虑后直接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此致

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李云峰诉讼代理人)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春利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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